“既然當了醫生，這輩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職工作，也是我生活的來源，別的都沒什么。”

    盡管世界衛生組織早已把癌癥定義為一種慢性病，但人們對癌癥的恐懼依然根深蒂固，不僅因為其死亡率高，還因為巨大的疾病負擔。

    與癌癥打交道30余年，上海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、中國臨床腫瘤學會（CSCO）前任理事長李進教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“抗癌斗士”。已經收獲眾多成果和業界贊譽的他，私下卻自稱是個“急脾氣”，“說話直”甚至“容易得罪人”。

    為什么我們的腫瘤患者一定比歐美人活得短？

    我們曾經在國際上一個知名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因為我們患者的生存期比較短，就引起了國外同行的質疑，生存期怎么會這么短？后來在國際交流的時候，我如實地跟國外同行解釋：我們很多參加臨床研究的病人，都是因為沒有錢，用不起醫保藥物，才主動找到我們參加臨床試驗，所以生存期比美國的生存期短很多。

    我說這個的時候，心里其實挺難過的。為什么我們中國人就一定要比美國人、比歐洲人活得短呢？所以我們要奮發圖強，不要自大，我們離世界先進水平還差得遠，我們要認清形勢，要努力才行。

    目前中國腫瘤生存率相比國外發達國家，還有較大差距，原因有幾點。首先中國是zui大的發展中國家，雖然我們GDP的總量很高，但我們有14億人口，人均GDP排名比較靠后。鄧小平以前說過，任何一個數字除以12億，都是小的。所以中國經濟還是比較落后。我們不能盲目自大，盲目自大會蒙蔽了我們的雙眼。

    中國腫瘤5年生存率低于日本、韓國、西方發達國家也是很自然的，這與我們的經濟水平一致，我們還沒有達到全面普查的狀態，很多早期腫瘤患者不能夠被及時發現，發現的時候就晚期了，5年生存率自然比較低。

    而且我們還沒有那么多的新藥，創新藥現在都在歐美發達國家，在中國上市往往要晚2—3年，治療效果相對就會差一些。而且中國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，西部地區、貧困地區，患者連普通的醫保報銷的化療藥物都用不到，都不能承受。你想想，他的生存期怎么會長呢？

    今后兩三年，腫瘤的5年生存率會得到很大提高

    全世界每年因腫瘤死亡的病人大概有800萬，但早期被確診的腫瘤病人絕大部分都能治愈，所以我們講要早防早治，尤其提倡在社區里做腫瘤篩查。

    如果患者有腫瘤家族病史，如腸癌，這時他還有慢性腸炎、腸息肉，他就屬于腸癌高發人群了，就要多做篩查，如果能早期發現、及早干預做治療，很多病人都可以治愈，所以我們說有1/3的腫瘤病人是可以治愈的。

    還有一部分確診比較晚的病人，在做了手術之后還是會復發，這樣的病人要達到完全治愈就比較困難。所以我們提倡要預防為主，盡量避免不良生活習慣，如果已經有了不良生活習慣，如抽煙，要盡早戒煙。另外，還要控制污染，如空氣、水源污染等等，重視社區的早期篩查，對癌前病變及早干預，就可以實現預防。

    即使得了腫瘤，以后腫瘤的治愈率肯定越來越高，我估計今后兩三年里，腫瘤的5年生存率應該會有很大提高。

    主要是因為新療法的出現，如免疫治療、細胞治療、雙靶點、雙功能單抗等，治療效果越來越好，患者的生存期也越來越長，5年生存率在今后的5年會有一個明顯的急速爬坡過程，對此我非常有信心。

    多學科診療目前還是一個比較奢侈的想法

    任何一個患者在某一個階段，一定有一種適合的治療方法，但每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，知識面也很有限，特別是現在，我們的分工越來越細。一個外科醫生，心臟手術做得很精彩，但他可能在肺的手術上做得并不好，他就專心致志地去做心臟手術。

    現在很多醫院，大腸和胃外科也是分開的，同為外科醫生都分的這么細，與內科醫生的差別更大了，和放療科醫生又很不同。所以病人到某一個階段，到底是適合做手術治療，還是適合做內科治療，還是做放療，或是做其他的治療，每個醫生只掌握他自己專業的那一面，這時候就需要不同學科的醫生坐在一起，包括病理科、影像診斷科、介入科、內科、外科、放療科等，就病人的現狀，制定出適合的治療策略，讓病人的利益更大化，這也就是MDT（多學科診療）。

    在英國，所有的腫瘤病人，都必須經過MDT的討論，給出更佳治療方案，患者的生存期自然會比較長。但是，不能廣泛開展MDT是中國的一個現狀。

    你想想看，我們中國的醫生一上午要看50—70個病人，我講的是在三甲醫院，這么沉重負擔的情況下，怎么可能做到七八個醫生圍著一個病人去討論半個小時？做不到的。所以說MDT還只能停留在宣傳階段。

    現在有些醫院做的MDT更適合稱作多學科學習，一周選一個上午，用一兩個小時，多學科討論一兩個復雜的病人，只能說把多學科的理念貫穿到醫生的行醫過程當中，只是一個改善而已，但是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現狀。

    特別是在比較小的醫院里面，本身學科就不全，怎么做多學科討論？誰來討論？連醫生都湊不齊。所以這種多學科討論對我們來說，還是一個奢侈的想法，每個病人都做多學科討論目前還做不到。但不是說我們還沒有能力做我們就不用做，我們還是要努力的去做，盡量把MDT理念灌輸給我們的醫生。

    在中國做醫生，必須要有基本的良知

    我們做多學科討論的過程中，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是向其他科室的專家學習的過程，當下一次我再遇到病人的時候，我就知道，原來這個病人我不僅僅可以給他做系統的化療，還可以在腫瘤縮小之后，把病人送到外科醫生手上，讓他把病灶切除了，不就達到了控制腫瘤的目的了嗎？所以說醫生在治療病人的時候不要本位主義，不要只考慮到你的專業，而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給病人設置一個更佳的治療策略。

    其實是不是更佳的策略，只有我們醫生自己知道，別人沒有辦法知道，所以我跟我們的醫生交流的時候，我說在美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，因為美國很發達，診療很規范。

    中國因為經濟不發達，很多醫生都是自己（憑經驗而不是指南）給病人治病，這時你的良心就決定了病人能活多長時間。

    所以我經常跟別人開玩笑說，在中國必須有良心的人才能做醫生，才能做一個好醫生。如果這個人天生就不善，成天想著從病人身上刮點油，撈點什么好處，這種醫生就不是好醫生，去做商人好了，當然商人賺錢也不能不擇手段，也要合規。

    所以說在中國做醫生，必須要有基本的良知，我很欣慰的看到，我們中國的醫生絕大部分都非常有良知，你看這一次的疫情，多少醫生護士主動報名支援湖北，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，可以說中國的醫生不比西方國家的醫生差，尤其在承擔風險這一方面，中國的醫生可能做的更好一點，我個人感覺，我們的醫生更勇于奉獻，勇于犧牲。

    救人就是我的本職工作，別的都沒什么

    過去我們國家認為，凡是沒有在中國批準上市的藥，都是假藥，如果醫生給病人用了以后，就要受到相應的處罰。

    幾年前一次國際會議上，有一個華人醫生問我，他說你怎么看待在中國用還沒上市的新藥的問題？我說有時候我也會給病人用，我覺得生命大于法規，法規是人制定為了保護生命的，如果我們病人的生命都保護不了，那要法規有什么用呢？對吧？

    所以那個時候，如果病人自己買到了藥，我也是給病人用的，我愿意承擔法律風險。但是我會讓病人簽一個知情同意書，讓他的家屬簽承諾書，如果要求我承擔行政責任，我會承擔，但我不承擔這個藥物所帶來的任何不良反應責任，因為藥物是你自己買來的，對吧？

    “我們一直喊生命大于一切，生命不能重來，我們要把病人的生命安危放在di一位，當病人從國外買了能夠救命的藥的時候，為什么我們不能給病人用？這不是跟我們的理念背道而馳嗎？怎么能體現我們救死扶傷的理念？所以國家有關部門修改法規之后，我舉雙手贊成。”

    這么多年來，我給病人用他們自己買的藥時，也出過一些小問題，但病人家屬都比較理解，從來沒有人找我麻煩，因為他們也知道我是在真心幫他們。我是覺得存心找醫生麻煩當然也有，是極少數。我們醫生不能因為個別這樣病人存在，我們就不去幫助病人了，這是不對的。因為這個世界上畢竟有壞人啊，我們的病人里面肯定也有不善的人，但不能因為一個不善的病人或家屬，就把所有的病人都當成壞人了。

    我一定還是我，如果你要告我，那也沒有辦法，因為這就是我的職責。所以有些病人給我下跪什么的，我說你不要這樣，不用感謝我，這就是我的工作，醫院給我發工資，就是讓我來看病的，另外我把你救活了，我也有成就感。

    所以我覺得，既然當了醫生，這輩子救人就是我的本職工作，也是我生活的來源，別的都沒什么。